民国初年西安县反清丈风潮

一百年前，西安县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清丈风潮波及了整个奉天省。随着各地农民的纷纷响应和加入，斗争风潮愈加激烈，斗争长达三年之久。张作霖统管东北以后，又想逐鹿中原，便极力扩充军备。他以本溪铁矿作抵押，向日本借款三百万。然后，又强令土地清丈，从中增加财政收入。清丈就是对奉天省的土地进行清查、丈量，来确定土地的亩数。早在1896年，盛京围场内的土地每亩收荒价银是三钱三分，几经停辍后，以每亩收大洋五分的荒价，将东西流域的荒地出卖给农民。买荒农民为了多占有土地亩数，又想办法买一亩多占一亩，这样就远远超过上报官府的土地亩数。重新清查、丈量土地不仅每亩地能收取五分丈量费用，又能收到实际超出亩数补交的地价，还增加了每年的土地亩捐。
    1915年初，奉天省设立清丈局，各县也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，便于1915年1月10日，在全省开始了“清丈旗地”。
    在“清丈”过程中，政府派官员和绳员（就是丈量人员）到各县清丈旗地。可是，有些官员和绳员却任意苛刻农民，勒索敛财。一些原官庄地主通过贿赂“以多丈少”或隐瞒不丈，而对贫苦农民则是“以少丈多”，连车道沟都不放过。这种极不公平的事件屡屡发生，再加上各地清丈官员的行为及不检点，这样，就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，一场反清丈风潮随即展开。这场农民反清丈风潮首先是在新民县开始的。
    1916年2月19日，西安县奉命设立了东路西安清丈局。这时的海龙、东丰等县反清丈斗争已经处于激烈时期，并联合了西安县的渭津、福宁、永昌等地农民也一起加入反清丈斗争。

     就在东路西安清丈局成立的第三天，渭津、福宁、永昌等21个乡的10名公先代表，就来到了西安县公署衙门投诉抗议清丈，知县袁泰接见了这10名代表，并对其进行劝说和安抚。东丰县农民把抗丈和抗捐结合起来，揭露清丈官员“敲诈勒索、任意苛敛”，并给西安县东南各乡发传单和转牌，敦促那里的农民与他们联合行动。到了4月末，西安县又有50多人来到县公署衙门投诉抗议，并提出四项要求：要求剔除清丈小费，取消电杆车脚，减轻车牌捐额，核减牲畜税捐。西安县的保安团出面进行干涉弹压，驱逐抗议民众返回乡里。西安县公署忙将县城外的驻军一营，调进城内驻防。并没有采取任何解决问题的措施，就是一味进行压制。这样，使西安县农民反清丈的斗争风潮被彻底激发起来。南区的黄子峰等人在东丰和西安两县交界的地方，召集了五六百人，携带抬枪、洋炮等器械集会，想用武力驱逐清丈人员。东西渭津的农民一千多人，各持快枪，抬枪洋炮、棍棒等器械结成队伍，由西渭津沟里，奔西岭，拥至梨树乡大甲槽子（今天的石驿乡）黄洋沟等处，延途30多里地，“劝令各段百十家长随同入会”，共同驱逐清丈人员。声势浩大，串联的面积很广。这样，使西安县知事熊子英是惊慌失措，一再要求奉天省派兵镇压。张作霖回电，强令西安县捕办黄子峰等首领，“惩一儆百”，但因反清丈人多势众，西安县没敢动手抓捕黄子峰等人。
    一时间，反清丈的组织不断扩大，斗争也更加激烈。西安县各地农民以渭津为据点，以黄子峰、孟宪梅等8人为组织核心，转递“鸡毛转牌”，召集众多的农民响应和加入。多则上千人，少则不下六七百人，自带武器、装备，时聚时散，到处驱逐清丈人员，还多次开枪射击前来干涉的巡警和保安团。迫使清丈人员纷纷逃到县城，以避免群众的围击。

这时，一些乡绅富户也加入了反清丈斗争。西安县的朗德俊、王德纯等九名团总、富绅，联名向奉天省巡按使和财政厅上书。
    上书文中写尽了豪吏恶，捐丈苛猛、民不堪命，不得不起来抗丈搞捐的情由。西安县公署被迫宣布“册照费减半核收”“停丈候示”。不久，清丈又继续进行。
    1918年4月间，西安县乡民在孟宪梅等7人的带领下又发起抗丈风潮，为扩大声势，便向西安境内广大乡村火速普发“鸡毛信”，动员广大民众加入。
    鸡毛信写道：“三月初九，清丈一事，大众同议，如若清上此丈，实是民间之大虞（于），实为难活。按花户人家，有几名来几名，各人自带军装、火药，于三月初九日八点齐集灵神庙公议。倘遭人命等情况，一律会面承担，不与该户相涉。”
    可见这次的组织形式很严密，集合地点由野外公然转到集镇，还有了牺牲人命的准备和安排。4月13日，在老虎窝子聚集了三四百人。孟宪梅、姜魁、陈荣、吴太庆、刘乃忠、宫文和、徐广利7人，手持武器参加集会。西安县南路区官带游击骊队二三十名，前往镇压，又派一个步兵连前去恐吓。地区巡官、保董也前去弹压，农民们不服。又令警长张阶平带队前往、孟宪梅命令众人开枪，姜魁持械拒捕，打伤了巡官刘书才。警察所长张阶平以谈判为名，将孟宪梅等7人诱入灵神庙，将其全部抓捕，押往西安县城。西安县知事熊子英将抓捕孟宪梅等7人的情况，告知奉天省，在给张作霖的电报请示中提道：“竟敢开枪拒捕，形同叛乱。若不严惩，恐酿成巨患。照惩治盗匪法第四条第一项，该将孟宪梅等，均处死刑，以昭炯戒。请速电示。”
    张作霖一开始下决心要严办。发电报说：“聚众抗官、开枪凶顽，至堪痛恨，应按律严惩。”但是，张作霖也敏感地认识到，若将这7人处死，势必将抗丈事态引发成武装斗争。随即收回“严惩”“严办”的示令，在27日，发给西安的电报中指示：“聚众，为强暴胁迫，律有明条，县报惩治盗匪法，断难引用。”
    这样，西安县知事熊子英才没敢贸然处死孟宪梅等人。
    抗丈斗争，并没有因抓捕了7个人而平息下去，却是越来越激烈，民众斗争声势也越来越大，并有将斗争风潮引至县城的趋向。几天内，又有四五百人聚到一起，手持枪械分别往辽河源和西渭津一带串联，声言要绑架“丈量人员”，攻进县城夺回孟宪梅等7人。

    4月23日，抗丈农民与警察和保安团枪战了两个多小时。张作霖得知势态发展的情况后，忙电报命令：“辽沈道尹亲往查办，西丰王团长、昌图方营长带队，速往弹压。”4月25日，1000余人的武装部队到达了西安县。开始对各段进行镇压，各区清丈官员也跟随前往。在军警武装保护下，强行开绳清丈。4月29日，奉天省清丈局和辽沈道尹来到西安县，赶到老虎窝子察看反清丈情况。这时，西安县的农会商会和豪绅地主富户都赶来进行调停。王团长和方营长等人，见这种情况很难下手武装镇压，便采纳了西安县农、商两会和豪绅富户的调停意见。
    奉天省清丈局给张作霖的电报说道：“唯城内劣绅，有与民户暗通声息，明则出首调停，假民户名义，而要协种种条件。将已擒匪首摘轻者开释三名，农务、商务两会具甘结保。”另外还提出“须变迁土地等则，各绳减用员夫，另选监察人员，免派军队下乡”四个变通条件。
    张作霖许诺“分期交价”。西安县知事熊子英也答应了这四个条件，孟宪梅等人当庭开导，并宣布将孟宪梅等7人开释。就这样，延续了三年之久的农民反清丈风潮平息下来。
    反清丈风潮，是西安县农民第一次反压迫、反剥削的大规模斗争，在辽源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